“文革”动乱10年，教师成了“臭老九”，斯文扫地。学历学位、职称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个人知识能力水平的制度，统统成了资产阶级的“专利”。知识、学历、职称没有了一定的层级，不利于科学技术进步。知识分子仅凭工龄拿工资，先生学生几代人同校为师，收入差别不大，工作积极性无从谈起。

为了改变这一极不合理的状况，1986年，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批转的中央职称改革领导小组《关于改革职称评定、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报告》和国务院发布的《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》的要求，中共南通市委、市政府成立“南通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”，全面负责南通市的首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（简称“职改”）工作。

1987年秋，南通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派出工作小组进驻我校，负责评审全市中专学校教师职称。评审工作前后大约历时3个多月。

这一年，全市8所全日制中专学校申报职称的教师，多达千余人。职称评审工作中断了20多年，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有申报要求，可说是四世同堂，盛况空前，新中国成立后从未遇到过的头一回。申报者中既有满头白发即将退休的老教师，还有一批40多岁的“红卫兵”大学生（“文革”开始时大学尚未毕业）、工农兵大学生中专生、1977年恢复高考后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。我校提出职称评审申请的就有八九十人。

申报高级职称的教师教龄长，教学经验丰富。我校叶彦昌盛、殷鸿宾、丁治平等老师，都是江苏省供销社系统棉花行业或会计专业的学科带头人。当时，对申报者的论文要求并不高，只要有，手写稿也可以，并没有公开发表的规定；年龄偏大的，职称外语也不做要求。而像我们这样一批40多岁的，必须参加职称外语考试，合格才行。此外，尚未提出职称计算机知识技能考核要求。

南通市中专学校职称评审工作小组借用我校场地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在学校“双肩挑”，教学之余，负责后勤工作，有机会与工作小组同志零距离接触。每天晚上，学校招待所小楼灯火通明，他们或在整理职称申报材料，或在研讨评审工作安排，有时还会通宵达旦。我深知职称评审政策纪律规定，除了必要的后勤服务接触之外，林妹妹进大观园似的，从来不敢多问一句有关职称评审的话。他们也守口如瓶，严守工作纪律规范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到了职称评审工作后期，他们移师我校西校区干训部，办公地点就在前教学楼二楼中间的办公室。工作小组的周老师，市教育局元老，当时已退休，因长期从事教育教学研究，办事一丝不苟，教育局返聘他协助工作。我的一个同事与他比邻而居，下班后看到他还在办公室里忙，遂向他询问能否评上讲师，老周一脸严肃，“无可奉告”式的外交辞令同事很不爽。此后，再也没有同事“为难”过他。

当年我校评上高级讲师的只有3人。财会教研室主任是我校申报高级讲师中最年轻的一位。他正式出版了教材8部，还有一些论文公开发表，并曾荣获南通市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，同龄人中的佼佼者，这在当时南通市并不多见。遗憾的是，最后他终因学历未达到本科要求无功而返。一大批毕业于名牌大学的本科生，学识能力俱佳，在这一轮职称评审中竟无一人获得高级职称，主因是受到高级职称指标的限制。当时规定，凡申报高一级职称，现有工资与高一级职称工资相差2级及其以上者，如若申报，即被视为破格，而破格成功者鲜见。

职称评审结果公布后，我和同事们都很兴奋，其时我刚好40岁。

1987年南通市实施首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之后，教师职称评审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。教师们一个个扬眉吐气，教书育人干劲倍增。   

作者：瞿光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