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想到，长女丁俐在深圳工作时谈了个日本朋友，议及婚事。这该怎么说呢？我只能把年轻时形成的对“鬼子”的感情埋在心里，不能让下一代人再承担那人间的悲剧。

        女儿提出婚礼要回南通举行，“因为生我养我的父母乡亲在那儿”。当时，涉外婚姻挺麻烦，我方政府负责任地向日方要了一份材料：婚姻情况证明、品德、是否合法公民、财产情况等。然后得以办了手续。

        为举行婚礼，日方来了许多亲属。小俐特地邀请了培养自己的幼儿园老师，小学、中学的班主任，体现中国的尊师精神。当然还有父辈和亲朋。一共五桌人，可能因为小俐过去在电视台主持过节目，文艺界来了许多朋友，吹拉弹唱，营造了热闹的气氛。市长朱剑夫妇到场；嘉祥同志送一副贺联，请书法家陈云书就：“一衣带水比翼鸟，樱花牡丹连理枝。”作为主婚人，我简单讲几句话：“小女要远嫁日本，我们都是老百姓，这是民间的联姻，不是‘昭君出塞’，不是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。但毕竟还是两个民族之间的亲事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 婚礼结束时，日本客人中一位长者，郑重其事对我讲：“请您老放心，您的女儿到日本之后，我们一定会善待她的。在日本工作很紧张辛苦，她不一定再干什么工作了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 这个客气话叫我大为吃惊，心想：糟了！是的，日本的著名演员山口百惠21岁就回到家里去料理家务了。是每天跪在“榻榻米”上迎接丈夫的归来。刚举行婚礼就潜藏着矛盾了。日本的男尊女卑，增加了我的心事。

        小俐夫妻离开南通后，到外地旅游去了。而后迳直回了日本。后来在日本重逢时，小俐才告诉我，他们旅游首先是去了南京，参观江东门纪念馆，即是纪念被杀害的30万中国人的地方。我早去过那儿，在一年的清明节，和毅贤老弟（南通日报记者）看到日本老师带着三四个中学生，在濛濛细雨中，肃然列队在碑前，听取讲解，我看到有的学生用手帕揩眼泪……女儿他们首先到那儿去看看，是出我意料的。

        女儿去日本两年后，我们去探亲，带着不安的心情。他们驱车到机场来接。到家之后，女婿田边给女儿说：“爸爸妈妈来了，你给他们多谈谈，我来做饭。”他动作很快地做了一桌十多样菜。他的职业是做工程设计工作的，为人恭谨，尊长有礼。在这个家里，现代文明取代了封建色彩的男尊女卑了。这使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女儿告诉我，现在的日本已不完全是过去的情况。

        女儿在那儿教汉语。日本英语已经普及，都在学第二种外语，首选是汉语。所以，她的工作恰好是满足社会互补的需要。业余时间画国画。这是她在深圳工作时，延师学到的一点本领。我看画的并不怎么样，居然可以上市。人们作画，都是觉得尚可，再拿去裱。她是拿已裱好的条幅来画。这是太自负还是为了节约时间呢？总之，她带我到街上的一个四层楼上的大厅里，四壁都是她的画，环顾一周，大多都标着“售出”。她告诉我，有人一次买好几幅呢！有人争着要买一幅呢！对这水平我奇怪，后来认识到日本有些工业品过剩，没有中国风行的挂历，所以想买点“补壁”的画。中国的泼墨画，他们欢喜。

        名古屋是日本大城市之一。每年举行一次画展，以检阅全市一年美术工作的成绩。入选的作品是市水平的标志。想不到小俐的一幅入选了。她画的是一个大蕃瓜，上边牵着瓜藤。题为“硕果”。开幕那天，市长等来到画前，和小俐有简短的交谈。最后是说：“你从中国来，日本话语音很好嘛！”

        于是，中国长沙市长访问名古屋时，市政当局邀请小俐当翻译，全程陪同。小俐说：“日方送给长沙市长一分礼物，他走了之后，也送我同样的一分。”言下很高兴。特别是在一个会议场合，市长把她介绍给大家，说：“丁俐小姐从中国来，不是一般的妇女，是中国文化人。”这话当然在田边的家族中也传开来。

        丁俐除教汉语之外，还组织音乐、舞蹈等的短训班，要延请老师、组织学员，既是一个文化活动的组织者，又是一个文化事业的经济人。她忙这些事，很快乐。因为和群众有广泛的感情交流。她的妹妹去日本看望她回来后，我说：“你姐融入那个社会了。”她说：“不仅是融入，而是驾驭那儿的事。人们都尊敬她。”

        一件小事，可见她和日本人民群众的关系。一次回国探亲，我正在医院，就在病房的大厅里教她太极拳。因为她有舞蹈的体型动作的基础，我不过教个套路，她又看了讲解太极拳的小册子。几次就会了。不仅掌握了太极拳的精神，而且学了一套理论。

        回到日本之后，不久来信，说：“我开班了。”她利用晨间教太极拳。日本人很认真，严肃列队，高呼口号“拜托啦”！不久回国又学“太极剑”，把一些店里折叠式的剑买了带回去，又教当地居民。上纲说：“我把中国的文化带给你们。”她在那儿几年，发现当地没有“皮蛋”，就从中国带一篓去。晨练时，她叫大家伸出手来，每人手上放一个，告诉大家回去料理时，调豆腐吃。当然大家都说好吃。

        日本社会有尊师的氛围。她在汉语教学中，自然形成了老师的形象，学生很多了。学汉语的同学都想到中国一游，所以她经常带他们到中国各地跑跑。我在日本，看到他们师生之情甚浓。学生都是各界的成年人，相约一聚，相约旅游，相约看戏，社交很多。

        作为文化人，日本报纸上不断看到她的文章，也有些介绍她的事迹的文章。例如报道她参加电视台歌咏比赛的活动。她把得到的奖杯带回中国来，放到家里。日本一家大报，今年4月3日，几乎是以整版发表了她怀念故人乡土的散文。编辑部特别重视。不久又发表文章，反映各方面对此文的反映。横田幸彦先生说：“我建议应以此文作为课堂上的教材。”有人反映：文章引发了我们对日本现状的深层思考。有的留学生说：“来日本后每天应付生活琐事，读了此文有了广阔的时空感，似乎从狭小的屋里走出了。”“祖国不能再愚昧，历史不再重演，感到了自己留学的责任。”

        当年，我说她是“远嫁”。其实，一年又一年，她心系祖国，“一衣带水”。她把通州作家黎化的小说《江海祭》带到日本去，不断在电话中和我谈读这本书的感受。认为祖国文坛很有新意，很受鼓舞。她把瞿溢的画册带到日本去，向那儿画坛的朋友展示，引为自己家乡的光采。东京两位画家，请小俐陪同，来南通拜会瞿溢，切磋技艺，兴致盎然！丁俐写《瞿溢的魅力》一文，推荐瞿溢其人和他的作品。《南通日报》在第一版头条地位刊出，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到她浓浓的乡情。

        从报上的文章，可以看到她的笔端抒发着对母亲的怀念之情，表达着对父亲的情意，也不忘对继母的感念。

         这些说来话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