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放后，虽有多次扫盲活动，但在上了年纪的农民中，没有什么文化的，还是占了大多数。文革动乱，老三届们失去了高考机会。1968年，我们兄弟3个分别从中学和部队回乡，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我们正儿八经接受过初中以上学校教育，在整个生产队乃至生产大队的农民中，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了。

那是个“抓革命”的岁月，北京上层的文革还在继续，在农村基层，这个政治斗争漩涡的边缘地带，反倒显得比较平静。只是在“促生产”的同时，面子上也要有“抓革命”的样子。生产队除了队长、会计、贫农代表之外，还要配备一名毛选辅导员。我高中毕业，自然就成了不二人选。此外，我还兼有生产队仓库保管员、记工员等几个“职务”。这样，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生产队队长“助理”，只不过当时并没有这种称谓，我自诩“助理”而已。

我喜欢摆弄收音机，刚开始时自己组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，后来变成了晶体管收音机。出于对国家大事的关心，有了收音机，能够及时了解外面的世界。这样，生产队组织毛选学习活动时，可以适当补充。

其实，那时候生产队的学习活动并不多。公社召开的三级干部会倒是很频繁。听报告，分组讨论，大会交流已成固定模式，如果是现场会，还要加上一项，那就是去现场参观一番。队长家没有自行车，也不会骑，每次开会，他就搭乘我的二等车，我就成了他的出行助理。

当时公社所在地在唐灶，小村子一个，连个赶集的早市都没有，只不过地理位置居中而已。这里有公社机关办公大院，一所小学，一个邮政代办点，一座大礼堂。周边交通十分不便，最为平整的土路就是灌溉渠两侧的堤岸。

每次去开会，看到沿途还有不少“驼背田”，鸡零狗碎的，农田“旱改水”，农业学大寨，任重道远。此后，我建议队长召开对策会，谋划“驼背田”改造，利用冬季农闲，把位于生产队西南角的盐墩地块，肩挑车推，硬生生地改造成为水稻田。队长身先士卒，发扬焦裕禄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奋斗精神，我也见贤思齐，紧跟其后，大干苦干。生产队因此而受到上级表彰，我自然也成就感满满。

有时候，农业现场会开到区内其他公社，路途较远，步行前往费时费力，队长去不了。有一次在十总店开会，二三十里路。我就作为队长代表前往参加，算是过了一回队长瘾。当然啦，回家后，生产队开会传达，我就当仁不让地把所见所闻和盘托出。

夏收或秋收大忙季节，为了抢收抢种不误农时，树立先进典型，公社十分重视宣传工作。好多次，我被公社拉去当了通讯报道员。有一回，我去8大队采访夏收，与当时下放到本公社的市委宣传部干部“共事”了半个月，受益匪浅。这期间，我写了些“千字文”，其中一篇有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通讯报道，被县有线广播电台录用，在连接千家万户的“广播匣子”里滚动播送了好多次，很开心。我大忙季节不替生产队干活，工分照记，队长豁达得很：“有笔杆子为我俚生产队争光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”

记工员、仓库保管员是生产队人人羡慕的岗位，有一定的“实权”。关键是自己能够出于公心，不带私心，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。记工分实事求是，保管仓库物资秋毫无犯，这是我的办事原则。直到1972年初我走上教师岗位，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，受到生产队社员们的一致好评。

1977年秋冬恢复高考，次年初我跨进高校大门。生产队长闻讯前来祝贺，还不忘千叮咛万嘱咐：你这个队长“助理”，学成归来，还得为家乡出力啊。队长此言，如雷贯耳，不断鞭策我前行。我一直铭记在心，念念不忘。

作者：瞿光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