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4年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,我家人多劳少,一直是“透支户”。1968年夏,我们兄弟三人分别从部队、学校回乡务农后,一下子多了三根扁担,再也不用为找透支款犯愁了。母亲却高兴不起来,听说知识改变命运,20出头的小伙子,老是窝在家里总不是个办法。眼看着昔日的中学同窗,一个个端上了“铁饭碗”,我们只好随遇而安。
弟弟心灵手巧,又有文化,在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锻炼了一番之后,跟着如东师傅学习木工手艺,满师后去外地搞建筑。辛苦自不必说,但与在生产队挣工分每天收入三四毛相比,滋润多了。
我生性木讷,修理地球整整3年后,终于传来了喜讯。为了解决农家子弟就近读书困难,根据县教育局统一安排,我们公社有两所小学新办了戴帽初中班。师资力量不足,有公办缺额代课教师名额,正在物色合适人选。春节期间,正月初八前后,公社按惯例召开三级干部大会。大会中途休息时,辅导校长现场办公,来到大队支部书记面前,请他在同意我外出代课的一份材料上签了字。就这样,几乎没有任何悬念,我十分顺利地进入了教师队伍,当上了临时工。天上掉馅饼的小概率事件,居然在我身上发生了。
1972年2月初,开学在即,我提前骑车去离家10多里远的戴帽初中报到。鸿雁传书,弟弟得知了我当上代课教师的好消息,欣喜若狂,但转念一想,刚上讲坛,面对学生讲课,怎么掌握时间,控制教学进度?家里倒是有一只老式座钟,总不能把它搬到教室里去吧,得赶快想办法去买一只手表,以解燃眉之急。
当年上海牌手表稀缺,有钱也难买到,要想购买一块上海全钢表,其难度不亚于如今报考北大清华,你首先必须得有“手表票”。20世纪70年代,国产手表虽然研制成功,但仅有上海、海鸥、和平等几个手表品牌销售,数量有限,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手表的需求,手表票便应运而生。一般而言,普通工人想要获得一张手表票,必须论资排辈,按部就班地排队。当然也有例外,那就是每年的劳动模范和三八红旗手,可以分到一张手表票。所以,拥有一张手表票,并不仅仅意味着你可以去百货公司或供销社购买一块手表的资格。那个时候能买手表的人,无一不是工作积极进取,思想上向党靠拢的先进分子。
手表的价格也贵,上海牌全钢防震机械表,售价120元。而我这个公办初中缺额代课教师的工资每月27元,这就意味着买一块手表,就要花去我将近四个半月的薪水。这在当年,倾全家之力,购买一块手表而三个月不知肉味者,不在少数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,弟弟就是有能耐,硬是想方设法,从朋友那里搞到一张手表票。购得手表后,正巧有同事出差回通,弟弟就托他把手表千里迢迢地送到了我手上。
那天课间,我正在教师办公室给手表上发条,引来了一众围观者。那时戴手表的人不多,有“上海”、“钟山”、“阿米嘎”等等,手表戴在左手,就像宝贝一样,锃亮的手表和金黄色表带格外引人注目。
“小瞿,你也在置办三转一响(即手表、自行车、收音机、缝纫机)啦?”羡慕之情溢于言表。当得知是我弟弟赠送与我时,一个个眼睛瞪得滚圆,惊呼:“兄弟情深!”
周末,我放学后回家,向母亲展示了银光闪闪的上海牌手表。当得知手表的来龙去脉后,母亲大笑:“我家水侯(弟弟乳名)长大了,多懂事啊。”并且千叮咛万嘱咐,要我永远珍惜这份同胞情谊。我猜想,紧接着,母亲也许会重述孔融让梨的故事,但这次她没有讲,因为弟弟他早就过了让梨的年龄。
夜深人静,煤油灯下,我批改作业,备课。听得出手表齿轮旋转发出的轻微“咔哒”声,这声响特别悦耳,仿佛弟弟在旁叮嘱我要珍惜这钻研教材的分分秒秒。就这样,弟弟赠送与我的上海牌手表,陪伴着我,激励着我,让我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奋力前行。
曾有人把教师喻为蜡烛,燃烧了自己,照亮了别人。我想,这烛光,也有我弟弟的一份,因为他赠予的那块手表,本能地银光闪闪,饱含着他这个大国工匠的汗水,以及对于教育事业的挚爱,早就超越了纯朴的兄弟之情。
作者:瞿光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