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8年夏，我们兄弟三人分别从部队、学校回乡务农后，母亲为我们的前途忧心忡忡。眼看着昔日的高中同窗，一个个端上了“铁饭碗”，我们只好望“碗”兴叹。

我安分守己，随遇而安，与土疙瘩打交道整整3年了。终于有一天，传来了喜讯。1971年下半年，公社调来的新任辅导校长，是我亲戚的好朋友。他给我带来了好消息：为解决农家子弟就近读书困难，唐洪5大队翻身小学新办了个戴帽初中班，有公办缺额代课教师名额，正在物色合适人选。春节期间正月初八前后，公社按惯例召开三级干部大会。大会中途休息时，辅导校长现场办公，来到大队支部书记面前，请他在同意我外出代课的一份材料上签了字。就这样，几乎没有任何悬念，我十分顺利地进入了教师队伍，当上了临时工。天上掉馅饼的小概率事件，居然在我身上发生了。

翻身小学位于唐洪公社西南部，解放前曾经是一个兔子不拉屎的穷地方，有过72根讨饭棒。这所村办小学，两排平房，单轨五六个班级。1972年2月初新增了一个初中班后，连同校长在内也就10个教师。

我的“处女”班，学生52人，他们来自附近的两个大队。沈老师教语文，我教数学。于我而言，手执教鞭上讲台教书，开天辟地第一回。毕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，凭自己的想法，模仿过去老师课堂上的一些套路，尝试着。如何备课，怎样与学生互动交流，控制教学进度等等，不甚了了，我就主动向沈老师请教。他总是毫无保留地向我面授机宜。学生都很配合，初中一年级的代数不是太难理解，再加课堂纪律好，自我感觉还过得去。

沈老师原先在南京某高校任教，夫人在我母校南通县中工作，这次到翻身小学来，多少有点“下放”的味道，但他毫无怨言，表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和风范。他出生于南京大城市，却没有一星半点儿瞧不起农村人的做派。他与我应该算是师生之间的忘年交了，平时无话不谈。我在翻身小学与他共事一年期间，他到我家聚过，我有时也去县中他家拜访，过从甚密。1973年初，我被调往杨港中学。其后不久，沈老师也离开了翻身小学，去南通师专任教。此后，我们几乎失去了联系。直到我1982年初被分配到通城工作，才又重续旧缘。

邢老师是翻身小学为数不多的3个公办教师之一。解放初我还没上学时，他就已经是小学教师了，毕竟是老通师的高材生，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精通。几个同事比赛查四角号码字典，他总是得冠军。他字写得好，指导我学会了刻钢板。此后多年，刻写、油印试卷和复习资料之类的体力活，成为我的一项业余爱好。

他看问题眼光远，闲来无事，我们就聊到了将来。他认为，像我这样的高中生，如果还有深造的机会，就一定不能放弃。但这个“如果”，它在哪里？没人知道。那时还没有自学考试一说，多学点知识总是好事。我心想自学高等数学，就是找不到相关书籍。当时的新华书店以马列、毛主席著作为主，根本买不到高等数学教材。他认识一个老大学生，疑似患有抑郁症，一天到晚窝在家里搞天文望远镜之类的“科研”项目。某日傍晚放学后，他陪我去登门拜访。据说此人曾经受到过什么刺激，得病后就返回老家，40多岁了仍旧孤身一人。家徒四壁，除了床铺灶台之外，就是那些天文仪器了。此人与我们交谈还算正常，得知我们来意后，从一个大木箱里找出一本封皮已经发黄的《微积分学》，很爽快地交给我。直到现在，这本书我还保存着。机缘巧合，1977年恢复高考后，我读了数学专业。

邢老师以校为家，嫂子在农场工作，聚少离多。大多数夜晚，整个学校就我和邢老师为伴，沈老师有时候骑自行车回家，不住学校，其他老师家都在附近。早上，我去纱场集市买菜。学校雇了个临工，专门为老师做中午饭。简单清淡的农家饭菜，乡村学校特色也。

每天傍晚放学，看到学生挎着书包篮子，急匆匆离去，我就想起我读高小时的情景，满满当当一大篮子猪草羊草，是每天必须优先完成的“家庭作业”，农家孩子，生活不易。

夜晚，我们在煤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，空闲时就去家访。有一次，我们去学校南边，在学生单某家帮忙剥玉米籽，聊了很长时间。农闲时，也有学生家长来学校串门，天南海北，无话不谈，其乐融融。

我在翻身小学代课时，弟弟正在外地搞建筑，托人把他刚刚买的一块上海牌手表带给我，兄弟情谊尽在这手表中流淌。当时30元一块的“钟山牌”已经够稀罕的了，上海牌手表在农村很少见，搞得我都不好意思戴在手上。时隔不久，我就把手表退还给他。他在外地工作，少不了的，学校里上下课有钟声，误不了。

翻身小学戴帽初中，正是这所农村学校，开始了我的从教生涯。在这里，有我久违了的教室黑板课桌，朴实无华的乡村教师，天真烂漫的农家孩子，煤油灯下备课，粗茶淡饭的生活。这一切，成了我心目中的世外桃源，给我留下了永远的美好。

作者：瞿光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