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纪60年代末,正值“文革”中期,国内计划经济体制坚如磐石,尚无商品经济一说。农村粮站、代销店都没有卷儿面出售,农民如有需要,必须到南通这样的大地方粮食加工厂用小麦兑换。三余地区人少地多,一年到头在农田忙碌无暇外出,卷儿面作为方便食品需求量大。我们看到这个“商机”,每逢夏收结束,兄弟俩就“下海”做起了卷儿面小生意。
刚开始时,我们把自家从生产队分到的口粮——小麦,全部作为经营“资本”,拉到南通和平桥西北角的粮食加工厂,兑换成卷儿面,卖掉麸皮,然后拉到海晏镇表姐家存放。再以她家为“根据地”,外出把卷儿面兑换成小麦。一斤半小麦兑换一个卷儿面,外加手续费若干(每个卷儿面八分至一毛)。这样一来,我们赚了麸皮,粮食也有所增溢。后来,一些农户没有小麦就用蚕豆代替,我们也照收不误,只是麻烦些,多了一个环节,回家之后,必须卖掉蚕豆,买进小麦。这些进进出出的事项,都要到市场上去交易。
做卷儿面生意,当时最困难也最吃力的就是长途运输,不像现在有摩托车或者汽车运输那样轻松。我们兄弟俩每次去南通,踩着两部永久牌自行车,拉着500多斤小麦。凌晨4点钟从家里出发,8点多钟面粉厂开门前到达。人多的时候,卷儿面厂门口排起了长龙,只能耐心地等待。后来,和平桥粮食加工厂没有了卷儿面对外兑换业务,我们只好改去唐闸,又要多骑20里路。午后3点钟左右,我们返回途经界牌镇,不回家,继续向海晏镇进发。从海晏镇返回,半夜里才能到家。
20个小时、280多里路、500多斤负荷,这些数据都在同一天内发生。现在每想起这些,我自己都有些吃惊,两个身体单薄、刚步出学校大门不久的青年学生,居然能够承受如此重压,真是不可思议!母亲没有与我们同行,但并没有过片刻的安宁。每次我们外出,她总要等到我们平安返回才能放下那颗悬着的心。
这种卷儿面小生意,要是放到今天,再正常不过的了。凭自己的体力,在流通领域做有利于社会的事情,本该光明正大、理直气壮。然而,在那个意识形态扭曲的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年代,这些诚实劳动却只能偷偷摸摸地干,说不定还会遇到麻烦。
有一天,我们兄弟俩从南通拉着两车卷儿面向海晏镇赶。夜晚8点多,我们来到三余镇南街头,正要向前赶,突然看到有几个人慌慌张张地从对面而来。他们说,北街头大桥上设了关卡,有人在检查“投机倒把”。看样子,来人完全是出于好心,不像在骗我们。我们兄弟俩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:被扣上政治帽子倒在其次,那两车卷儿面,却是我们全家3个月的口粮啊!我们急急忙忙去找了家在附近的亲友,把两车卷儿面寄放,然后返回。事后亲友证实,设卡检查确有其事。我们十分庆幸,终于逃过了一劫。
做卷儿面生意时,弟弟吃了不少苦。有一次他独自一人从南通拉着卷儿面去海晏镇,途经东社闸时,累得昏昏沉沉想睡觉,迷迷糊糊地往前赶,迎面来了一辆大客车,差一点出了车祸。
这一年夏天的辛劳,家里多了70多元收入,温饱问题大有改观。一天中午,兄弟俩在南通友谊桥河东路北的一家面店用餐,每人一大碗阳春面,吃得十分开心。这是我们自己亲手靠诚实劳动挣来的,感觉味道特别香。
作者:瞿光唐